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诞生的故事

旗杆，是人们常见和熟悉的。在全国所有的旗杆中，立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杆是最高、最雄伟的。这根旗杆，其竣工日与新中国诞生日是同一天，建成时间只比开国大典早6个多小时。

国旗杆竖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心广场上，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瞩目的地方。但是关于它的史实，很多人知之不多，甚至产生了一些误传。

国旗杆竖立的地点就是首都的中心点

1949年，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为了使开国大典筹备工作有序推进，中共中央还与北平市委、市政府一起成立了一个由齐燕铭（时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张致祥（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薛子正（时任北平市政府副秘书长）组成的负责开国大典的筹备组。

1949年8月9—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召开。会议的一项议程就是讨论筹备开国庆典的仪式，主要任务是整修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根据当时的情况，这项工程必须在9月完成。随后，北平市政府发出动员令，号召全市人民都参与到北平市区彻底的大清理和大扫除中，以使北平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动员令发出后，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干部群众以及多所大学、中学的共青团员、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很快就将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清理得干干净净，天安门广场的面貌焕然一新。随后，专业人员进入天安门广场，进行更专业的清理和修缮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以下简称“建设局”），他们组织了500多人对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进行了细致的清理和修缮。

筹备开国大典的诸多工作中，确定国旗杆基座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是开国大典所需，更影响首都北京今后的发展，特别是天安门广场未来的规划与布局。这个重任落到了建设局头上，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将其交给企划处陈干具体负责。

陈干生于1919年，原名陈以淮。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1945年从四川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到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49年北上参加革命来到北平，在建设局企划处工作。陈干在进行国旗杆基座定点规划时，考虑到旗杆高度和观礼台会涉及天安门前华表与石狮的关系问题，即如果按旗杆高度比天安门城楼第一层檐口略高的规划设计，华表和石狮将需要挪位，这就涉及政治影响、孰轻孰重等诸多敏感问题，因此整个规划方案让陈干费尽了心思。最后，陈干从恩格斯关于“0”的性质分析中得到启发：“‘0’是任何定量的否定，但也有非常确定的内容。在解析几何中，只要它的位置一旦确定下来，就会成为一切运算的中心，从而决定其他点和线的方向。”（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陈干文集》）

北京内城是按《周礼·冬官考工记》的规划思想修建的，只不过规模远远超出“方九里”的古代规格。这种规划思想所强调的城市核心，即是王者的居处，所以旧北京皇城居内城之中，紫禁城又居皇城之中。按照恩格斯对“0”的分析，如果把旧北京内城作为一个坐标的话，“0”点就是紫禁城，城市的其他部分都要据此安排，所以有分明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局、相应的道路系统等，这一切都是为了拱卫紫禁城。现在，时代变了，皇权成为过去。

陈干认为，新中国的首都不能再以紫禁城为中心，“0”点应该定在天安门广场上，即升起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旗杆的位置。天安门广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新中国国旗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胜利果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与象征，把它的旗杆所在地作为首都的“0”点，是天经地义、无可争辩的。

既然“0”点确定了，那旗杆的位置选在哪里合适呢？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承先秦时代的城市规划思想，所以“0”点仍然要在这条纵轴线上选定，只是横轴要随着这“0”点南移。最终，国旗杆基座选择在天安门广场北京中轴线的石板道上，具体位置偏广场北侧，北距天安门城楼根部185米。华表和石狮的位置也相应地挪动。华表和石狮被挪动后，代表旧时代的紫禁城就被推到历史的后台。陈干认为：“从把旗杆位置定下来的那一刻起，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中心就历史地被规定了。”他非常兴奋，安排摄影人员拍摄了一些电影镜头，记录下天安门的旧貌，作为历史资料保存起来。

国旗杆位置示意图

陈干将整个设计方案设计出来后，呈报给北平市人民政府。经北平市委、市政府研究批准，新中国的国旗杆就这样被确定在了天安门广场上。“0”点的确定，为天安门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含义。

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的诞生

1949年8月，国旗杆兴建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整个工程由建设局工程技术和施工负责人林治远领衔完成。这是天安门广场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行的第一个工程。

林治远，1913年2月9日生于天津，祖籍广东潮阳。因父亲是铁路工程师，林治远一直跟着施工队到处辗转，后来定居天津，22岁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此后，他一直在做交通工程设计工作。

林治远

当时对旗杆的要求，要与天安门城楼同高。经实测，天安门城楼高35米，林治远就要想办法使国旗杆达到35米的高度。他在北平自来水厂选用了四节不同直径的自来水钢管相互套接后焊接在一起，但最高只能做到22米。实在没有办法，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旗杆最终定在了22米的高度。

高度确定了，旗杆的基座设计也是很重要的。当时，旗杆基座由建设局建筑师钟汉雄设计。当时的设计构想是，基座四周由云拱瓶形汉白玉石栏板组成，每面一幅；旗杆根部采用汉白玉石做成带覆莲纹的夹杆石形式；为显示其庄严性，在汉白玉栏杆之外再加低矮的混凝土方墩，每面五个。但因时间紧，在开国大典前完不成整个旗杆基座的建设任务，最后旗杆的基座建成为4米见方、0.6米高的汉白玉贴面的墩台。

关于升旗的方式，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最初设计的是手动拉绳升旗，但负责天安门广场布置任务的张致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升国旗是新中国诞生的重要标志，中央的意见是这面国旗要由毛主席亲手升起。参加国庆大典的领导人都在城楼的主席台上，宣布由毛主席升国旗的时候，主席本人应该也在城楼上。但从天安门城楼到国旗杆仅算直线距离也有200多米，让毛主席在升旗之前来到旗杆下，既打乱了既定程序，也不现实。如何让毛主席亲手升起这面五星红旗呢？希望大家动动脑筋，多想办法。”有人提议在天安门城楼上设一个电动开关，让毛主席按动电钮升起国旗。张致祥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可以试一试。最终，决定按电动升旗的方案准备，抓紧设计，尽快施工。

电动升旗的实施任务还是交给了林治远。当时他也没有绝对把握，只记得国外报道过自动控制升降旗成功的例子，他觉得既然外国人能做成，中国人也能行。但是他并不清楚，国外的升旗自动设施大多附设在旗杆上，并不需要解决远点控制与旗杆控制的连接问题。在天安门城楼上自动控制升降旗面临的现实困难是：从天安门广场旗杆下引出的电线在穿过长安街、金水桥、天安门城楼时，既要隐蔽，又要安全。林治远设计让电线从整修长安街道路时预埋的钢管中横穿而过，然后跨越金水河，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往上，再转至城楼中央与控制开关连接在一起，这样可同时满足既不破坏城楼结构，又穿过金水河、长安街的要求。

电线铺设的难题一个个解决后，最困难的是国旗自动升降问题。因为整个升旗过程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国旗能够自动升降；二是升旗速度要与国歌演奏时间高度契合；三是国歌奏毕，国旗要正好升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林治远与助手、建设局机电技术员梁昌寿一起，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械装置来控制升降速度，接着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一旦升降装置碰到任意一端的钢球，就可以自动停止升降并切断电源。设计方案审查通过后，林治远等人即动手进行安装调试。反复调试的结果表明，各个环节运转正常，尤其是升旗所需时间，与设计要求完全相符。

一切问题都已圆满解决，一个月的辛勤劳动化作了成功的喜悦，电动升降国旗杆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了起来。

本以为万事俱备，只等开国大典到来了，没想到中间又发生了意外。关于这次意外，是有史料记录的。当时直接参与国旗杆修建的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有这样的记述：

工程竣工后，经林治远和梁昌寿用两种升旗方法，即在旗杆下手动和在天安门城楼上（电动控制）多次试验、运行情况良好的情况下，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拆除，露出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旗杆的英姿。

9月30日晚，聂荣臻等市领导亲临现场检查，我和曹言行局长陪同先来到旗杆下，参加升旗工程的主要领导现场做了一次验收性的升降试验。当时是以一块大红布替代（国旗），电动控制升降自如，一切正常，决定第二天开国典礼时正式起用。我们又到工程各处检査了一遍，所有工程都顺利完成了，看看确实没什么事才放下心来。想到一直忙于天安门的工程，对开国大典前的市容也没时间看一看，就坐车在城里转了一圈。我们刚回到局里就接到紧急电话，叫两位局长赶快去天安门。原来我们走后，留守的人员又试着升旗，没想到电机没能按照限定的位置停止运转，而是将试验用的红布绞到了旗杆顶动不了了，红布进退不得，升降不能。

因脚手架已拆掉，现搭架已来不及，20多米高的旗杆人又上不去，怎么办？这下有关人员可真着急了。事关重大，林治远立即给我打来电话，并向开国大典领导小组作了汇报。刚回到局里的曹言行和我又飞快地从局里赶回现场，国庆筹备小组负责人齐燕铭、张致祥、薛子正等人也回到现场，如果天亮之前还弄不好，耽误了开国大典升旗的事，那政治影响可就大了。张致祥发火，我心想发再大的火也解决不了问题呀，最重要的是赶紧想出办法才行。于是我对他们说:“我们马上想办法解决，明天早晨四点前向你们汇报，请三位先回去休息吧。”

大家都非常焦急。看到这种情况，我立即与消防队联系借云梯，准备登高修复。但那时的云梯短，还是够不到旗杆顶。情急之时，我想起进城后看到电台都有很高的天线杆，都是用杉槁一节一节接上去的，为此我曾问过（我）姐夫，什么人能把好几节杉槁接上去？姐夫说:“棚彩匠(就是后来建筑业的架子工)就有这个本事。”我立即派人到崇文门外榄杆市，找棚彩业公会想办法。他们也认为棚彩匠能解决这个问题，并推荐了技术最好的马氏兄弟。我们立刻用车接他们到现场，他们看了看说能干。问他们要多少钱，两兄弟齐声回答:“别提钱，能为开国大典出点力是我们的光荣。”只见弟弟手攀腿盘瞬间爬上，由于一个人在上面不好操作，哥哥也同法爬了上去，兄弟二人很快就把绞进杆顶的红布取了出来。林治远、梁昌寿立即进行检查调试，经反复实验，直到10月1日清晨确认升旗再不会有问题了，（我们）才向薛子正汇报，并通过电话向领导小组作了汇报。天亮前终于解决了问题，我、曹言行及其他相关人员才离开现场（这时已近早8点）。

为了保证开国大典时顺利升旗，林治远奉命升旗时站在毛主席身边，协助升旗的操作（见1949年开国大典的新闻纪录片）。为了有备无患，确保升旗不发生问题，梁昌寿在升旗时站在旗杆下面，密切观察着电动控制系统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生故障，及时采取措施，保障升旗正常进行（万一毛主席按动电钮后，国旗升到杆顶后停不住，就立即切断电源）。这个防范措施经请示开国大典领导小组后，他们表示同意。实际上，由于正式升旗时进行得很顺利，这个措施没有用上。

毛主席亲自按动了电钮，右一为林治远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下午2时55分，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毛泽东站在升旗按钮前，用那双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巨手按动了电钮。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升到了天安门广场白色旗杆的顶端，在新中国首都的上空高高飘扬。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首都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关于国旗杆的高度，这里要作一个订正。当时国旗杆的高度是22米，为什么许多出版物上都说是22.5米呢？究其出处，主要缘自作家舒云所著的《开国纪事》一书。这本1991年出版的关于开国大典的图书，当为国内撰写开国大典较早的图书。书中披露了许多细节，其中就写到开国大典的国旗杆是22.5米。此书在1999年再版时，国旗杆高为22.5米的说法没有改动，由此一些撰文者包括媒体多是引用这一数据。实际上，这一数据早已被国旗班首任班长董立敢纠正过。在1991年国旗杆改建、更换新国旗杆时，董立敢用尺子对开国大典时使用的国旗杆进行了实地测量，长度是22米（共4节，每节5.5米），但似乎这一数据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新中国成立后对国旗杆的改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前夕，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杆进行了第一次布置与整修。

与开国大典时相比，天安门城楼的总体布置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把城楼东侧的标语进行了更换，并且采用的是木刻字；最大的变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这里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象征。国旗杆的变化，则是对旗杆基座进行了重建。

旗杆底座仍是4米见方的钢筋混凝土墩，不过按原来的设计在旗杆四周增建了云拱瓶形汉白玉石栏板，每面一幅；旗杆根部采用汉白玉石做成带覆莲纹的夹杆石形式；在汉白玉栏杆之外又加了低矮的混凝土方墩。另外，早在1949年10月14日，中央政府根据谢雪红委员的建议，把国旗杆杆头改成了圆形银色。

1950 年改造国旗杆基座

整个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国旗杆改建的过程，截至目前未见有任何官方资料披露。但笔者在2009年找到一本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重建旗杆基座（包括电动装置）的影像集。这一珍贵影像资料，弥补和完善了关于国旗杆的历史档案。

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用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做成的电视片头，令国人振奋，这个三人升旗的片头在央视整整播放了一年。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社会各界要求改革和完善国旗升降仪式的呼声日趋强烈。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几经扩建后，国旗杆基座面积开始显得相对窄小，旗杆的高度也显得略低，与天安门广场的整体效果不相匹配。而且，由于基座四周为封闭的汉白玉栏板，没有留出入口，负责展旗的旗手每次要通过一个小梯子爬上爬下，形象不太雅观。因此，扩建国旗杆基座成为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其实早在1985年，在北京市委主持下，天安门管理处就委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开始新的国旗杆和基座方案的设计工作。当时设计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使新的国旗杆和基座既继承原有的优点，又体现出时代精神和采用新的工艺材料。因为原有的图纸和资料缺失，原档无从查阅，设计人员只好多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实地考察天安门、国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三者之间空间和高度的关系，提出若干设想方案，并数次请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讨论。最后，经市规划局对多个方案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后，归纳为三个方案上报。

设计方案从1985年启动，直至1991年1月8日，首都规划委员会才在市领导主持下对三个方案进行审查讨论并上报国务院。1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最终选定了其中的一个方案。

1991年1月11日，负责实施扩建工程的北京市政管委会召开天安门升旗台工程工作会议，任命市房管局局长周洪臻为工程指挥组组长。主持实施新的国旗杆和基座方案规划及结构设计任务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第二设计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李国胜。建筑设计由陈民负责，电气设计由龚代明负责，升降旗机械由市房管局房屋修缮第一公司与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机械研究所合作设计制作，基座雕塑设计、制作、安装任务由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完成。

1991年2月25日，国旗杆基座改建工程启动。3月18日，雕塑工人进入施工现场，旧栏板当天被拆除完毕，拆下的原国旗杆基座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3月28日，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制作的栏板、望柱、台阶石等共计206块石料全部加工完毕。4月1日，开始进行基座安装。4月16日，天安门广场新国旗杆试用，拆下的原国旗杆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4月25日，工程胜利竣工，市政府领导到施工现场视察验收。

开国大典国旗杆运往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开国大典国旗杆作为革命文物永久珍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新国旗杆基座的中心在原国旗杆基座的位置上向南移动了7米。第一层是汉白玉基座，基座四周是高80厘米的汉白玉栏杆，东西两边各有2米宽的出入通道；第二层是环绕基座的2米多宽的赭色花岗岩带，象征“人民江山万代红”；第三层是5米宽的绿化带“四季常青”，象征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国旗基座四周是用56个黄色铜墩连成的护栏，象征56个民族手拉手、心连心，团结在国旗下。

国旗基座雕塑工程的设计任务由北京市建筑艺术雕塑工厂装饰设计室吕永慎等人承接。设计前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在构思的同时仔细推敲，共设计出底稿10余幅，三次送上级机关审稿。定稿后，他们又创作出不同风格手法的石膏模型构件。最终，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杆基座上的栏板，望柱的松枝花纹表现出革命事业的郁郁葱葱、万古长青；抱鼓上盛开的牡丹花纹喻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雕塑的整体设计既保持了基座本身的风格特色，又与广场建筑群相呼应；既有传统的民族格调，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新旗杆则由首钢职工用四节热轧厚壁无缝碳素钢管焊接而成，总长32.6米（含埋入地下部分），其中地下2.6米、地上30米，比旧旗杆增高了8米。新旗杆分4节组装，重7吨。4节对接的同轴度（即保持在同一直线上）误差要求不能超过10毫米，在找正对接的过程中，还要想方设法避开令人难以捉摸的应力变形。承担这一重任的是72次立功受奖、荣获“五一劳动奖章”的钳工班班长武士英。他翻阅了大量书籍、资料，在施工方案上反复筛选优化。当技术部门的专家提供了几种先进仪器的型号请他挑选时，他却胸有成竹地申请了八块千分表和一根细钢丝，加起来总共不过千元，工期还一下子压缩至原来的1/3。当那些疑虑的目光看到武士英拿着精心计算的装卡位置图，沿着被架上托架的30多米长的无缝钢管精确定位，边装表边找正、边组织点焊接的时候，专家们彻底折服了：只有5毫米的同轴度误差！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旗杆中，我们的国旗杆垂直度是最好的，制作成本也是最低的。

在旗杆对焊过程中，按技术要求，每道焊缝不能中断，必须一次完成。当年已53岁的老焊工邸海印，手持焊把蹲在地上，一干就是四个多小时，实在撑不住了，就跪在地上。一道焊缝下来，邸海印得靠同志们搀扶才能站起来。

新旗杆外层采用的是喷涂铝合金的新工艺。怎样才能把30多米长的主旗杆喷涂得既均匀又美观呢？承包这项任务的老钳工付燕生为此倾注了全部心血。根据当时的设备情况，他先后设计出十几种方案，经过数次的比较优选，他根据测量的位置安上了自制的五套托架。之后，他又巧妙地利用分体找正的方法，把误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制定了喷涂过程的最佳程序，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新旗杆的杆体采用稀土铝合金涂层和银粉喷漆，顶端的金黄色圆球的材质为不锈钢镀钛，能保持20年不变色，它是祖国光明前程的象征，也是炎黄子孙的象征。并且，新旗杆依然采用电动与手动两套驱动系统，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进行升降旗。出于功能和美观的双重考虑，升降旗的钢丝绳一根露在外面，一根藏在旗杆里，避免钢丝绳之间及钢丝绳与旗子之间的互绞。

1991年5月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上洁白如玉的基座和新矗立的国旗杆开始迎接新的升旗仪式的到来。

1999年，新的国旗杆使用到第8年时，国旗的升降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即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长由原来的２分７秒（三遍乐曲时间）改为46秒（一遍乐曲时间）。这一改进工程，是由首钢机电公司承担的。改装后的升旗杆设有两套电动驱动装置，设计人员通过增换专门设计的变频调速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使升旗速度变为两种速度。后又加装一套带有两个输出轴头的增速齿轮箱，分别用于46秒和２分７秒的手动升旗，形成了电动和手动双保险，可保证国旗在不同限定时间内均能准确升至旗杆顶端，既满足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国庆庆典活动的需要，又能适应平时的要求。首钢技术人员把46秒升旗的过程分解为低速起升、高速运行、减速缓停三个阶段，根据反复记录下的30米升旗过程中每米的即时速度，精心调整控制系统，使升旗过程更加平稳、流畅，富有视觉美感。

2014年国庆前，工程人员对天安门广场国旗杆进行了副杆、钢丝绳更换及旗杆喷漆打磨等工作。同时，还进行了国旗杆电控系统改造。副杆，就是国旗上穿的那根旗杆，当旗手展开国旗后会将国旗迅速套在副杆上。副杆相较主杆来说是单独设计的，要保障整套挂旗动作流畅连贯、一气呵成。由于每日两次升降旗，副杆和钢丝绳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磨损，所以天安门广场国旗杆的副杆和钢丝绳基本都是每两年更换一次。

平时，每当广场有风吹过，都会听到不锈钢材质的副杆和碳钢材质的国旗杆之间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为了减少副杆对主杆喷漆的磨损，技术人员还在副杆两端特意安装了胶套。在对国旗杆电控系统进行改造后，不管在智能化、可靠性还是稳定性等方面，均有大幅提高：一是触摸屏显示技术取代了原来的LED指示，使升旗状态显示更加直观清晰；二是采用了数字化人机交换系统，使包括故障诊断在内的整个控制系统更加智能化；三是实现了全功能升旗方式的一备一用，使升旗控制更加可靠；四是用光缆总线方式取代了原有的电缆通信方式，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及可靠性；五是实现了双路供电状态下的自动切换。

行文至此，还有一件事需要说明，即天安门广场国旗真的每天只升到28.3米吗？如果在网上检索相关内容，“天安门广场国旗只升到28.3米”的说法可谓铺天盖地。为什么要取28.3米这个数字呢，有些文章或自媒体解释得也是“有板有眼”“有理有据”，说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1921年7月，而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10月，中间正好相差28年零3个月。为纪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的艰辛历程，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只升到28.3米。

尽管这一数字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意涵，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今天安门广场使用的国旗杆净高度为30米，旗杆高度即升旗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在直立的旗杆上升降国旗，应当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换言之，国旗每天都升至旗杆的最高处，即30米，而非网传的28.3米。

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和象征，升国旗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方式。每天，数以万计的观众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随着国歌响起，人们对党和国家寄予无限的深情及敬意。正因如此，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国旗、了解使国旗冉冉升起的国旗杆，因为这背后承载的是人民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无限情意。